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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像下午的太阳,时代的孙树勋

来源:http://www.tao803.com 作者: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时间:2019-11-24 00:15

《晚华集》是孙犁先生晚年“耕堂十种”的第一本,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孙犁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暌违十余年,重新握笔的孙犁先生,知道“白洋淀”文学风格的写作,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写什么、从哪儿重新开始,是面临这个新时代和自己内心的首要选择。

  孙犁的散文,是人生的诗。

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谈起孙犁,我们眼前总能浮现起这一幅幅清新明丽的冀中画卷,和出没其中的英勇智慧的白洋淀人民。在充满血与火的抗战文艺中,孙犁以他抒情灵动的笔致,留下了诗情画意的余味,成为一个优美而独特的存在。

写于1978年6月的《近作散文的后记》一文,文章很短,却十分重要,是孙犁先生在新旧交替时代对自己文学主张的自省与追求的明晰发言。他开宗明义说:“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相较起来,属于“当代文学”范畴中的孙犁,或许没有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对于他的一生而言,无疑,前后两个孙犁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加完整而清晰地看到这位老作家的全貌,看到他比“优美”远为宏大的面向。

“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尤其是横亘一个漫长而又动荡不堪的十年,多有故旧凋零,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有世事沧桑,文章衰坏曾横流。孙犁先生自己说的是“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往往“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谈赵树理》)。虽然谈的是赵树理,其实也在说自己,是极其清醒的,也很有些忐忑。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老孙犁”与“新孙犁”

《晚华集》中绝大多数篇章写的都是回忆。这些回忆分为童年、战争和“文革”不同时期,其中的重头戏是战争年代的回忆。那种“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的战地奔波的年代,虽然有着生死的危险,却最让他怀念。他说:“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这样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抒情,明朗清澈,穿透并照亮回忆。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犁属于近距离亲身参与过抗战及其文艺实践的一批知识分子。1949年,他随解放军进入天津,负责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这期间,他继续坚持文艺创作,陆续写出了《蒿儿梁》《吴召儿》《山地回忆》《风云初记》等作品,对抗战岁月中那些美而难忘的瞬间重新予以凝眸,尤其是那些活泼的女孩子形象,像清风般拂动读者心弦。

为什么孙犁先生会有如此的感情和感慨抒发?只要想一想,这时候孙犁先生刚刚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潭。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我们便会明白,那时的思想像清晨的阳光,正是对应这样噩梦连连的岁月的。这是两种时代也是两种人生的画面。在我的理解,这里说的“思想”更多指的是感情,是思绪。尤其是再对比“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幻万端”“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见惯了时代动荡中“不断出现的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各类嘴脸之后,会更加明白“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这句话的含义与分量,不仅属于回忆,属于对比,更属于对现实的定位和对未来的期冀。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1956年的《铁木前传》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小说的重要之作,孙犁将目光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在尝试探讨农村合作化的大时代框架下,依然流露着孙犁式的隽永诗意,衬着抹不去的生活气息与人情气味,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坛的重要收获。然而极为遗憾的是,《铁木前传》未竟篇时,孙犁不慎摔倒,又因长期劳累引发疾病,一病就是十年,这篇一度引发轰动、内涵丰富的小说也被搁置了,停留在第十九章上,余韵未尽,却没有了“后传”。

但是,真正书写那个年代,孙犁先生的笔却变得格外温情起来,或许是他暂时不忍心触碰吧。在《删去的文字》一文中,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七八岁的歌舞团女演员找到他,外调他的老战友方纪,只是对他说话没有像其他外调人员那样盛气凌人,而是很和气,“在她要走的时候,我竟然恋恋不舍,禁不住问:‘你下午还来吗?’”而且,一直“很怀念她”,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凡的人物”。看得出孙犁先生善感而敏感的心,也泄露出一丝无法完全摆脱的“白洋淀”气息。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接下来,又是十年“文革”,孙犁的创作被打断,仅零星写过几篇文章。按孙犁自己的说法,他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文革”后期,孙犁长时间埋首于收藏整修古籍,并随手在包书的书衣上写下随想文字,后来结集为《书衣文录》出版。从这些短章中,颇可窥见一个不安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境。

难得的是,在《晚华集》中,更多的是他的反思,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回忆,还是“文革”年代的回忆,有他自己清醒的认知和梳理。回忆战争年代时他为抗战学院写过的校歌,他毫不掩饰地批评:“现在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回忆那时发表的长文《鲁迅论》,他更是毫不留情地反思自己:“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自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另一面,后来逐渐才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进入新时期,像许多“解冻”的老作家一样,孙犁也重新拿起笔来,焕发第二春,有“南巴北孙”之说。但这一时期,除了一束《芸斋小说》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写作散文、杂文及从事文学评论上,从1979年到1995年,陆续出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十部文集。然而,编定《曲终集》后,正如其书名,因疾病及其他种种原因,82岁的孙犁宣布封笔,也拒绝了采访、应酬和社会活动,仿佛悄悄从彼时正热闹的当代文坛“隐退”,在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后,于2002年溘然长逝。

有人曾劝他迎合那时的口味改写《白洋淀纪事》,他几乎没加思考就一口拒绝了。他说:“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便不只是有悖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我宁可沉默。”他还说:“真正的历史,是血写的书。”“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在这里,我看到了孙犁先生性格的另一面。“白洋淀”风格,可以有回溯的灵光一闪,但确实是难以重回。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以“文革”为界,文坛有“老孙犁”和“新孙犁”的说法,与那个清新诗意的“老孙犁”比起来,人们发现,新时期复出的“新孙犁”,笔调中换上了沧桑、反思与严峻的气质,文字更加遒劲有力,是历经岁月磨砺与沉淀后的质地。

在《晚华集》中,对人的回忆部分,与当时以及如今普遍流行的怀人篇章不尽相同。他不仅写了被写对象好的部分,也写了他们的一些弱点,乃至印象不好的那一部分,和传统的为贤者讳完全不同。比如,对老友方纪,他直言批评他才气外露的性格和“时之所尚”的为文风格。对邵子南,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这些不喜欢的地方,他说得极为具体:“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他的反应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很多评论认为,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和当时的主流有一定距离,还有的评论直接将其定位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但《孙犁全集》编校者之一、《孙犁年谱》作者段华并不同意这一定位,他认为,孙犁实际上坚定信奉着政治决定文艺的观念,而他说的“离政治远一点”,不是说离开政治,而是说文艺作品不能图解政治,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不能单一概括其风格。孙犁也说过,他最喜欢自己写的抗日小说,因为这些都是自己见到的东西,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他也看到过不好的东西,但不愿意写,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过虚假的东西。的确,即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孙犁也没有贴出过一张检举的大字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

怀人文章,还有人如孙犁先生这样写法的吗?我见少识陋,没有见过。在《悼画家马达》一文中,孙犁先生写了这样两个场面,一个是战争年代,行军路过一个村庄,马达看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在推磨,立刻掏出纸笔,迅速画了起来,“只是几笔,就出现了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雨雾中见到的花朵,在晴空中见到的钩月一般。”一个是粉碎“四人帮”后,报社派人找到马达,他正在农村生产队用破席搭成的防震棚里,“用两只手抱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他说:‘我不能说话,我不能激动,让我写写吧。’”这样前后两个画面,一个那么朝气,一个那么悲凉,让我看到大画家马达在时代的跌宕之中人生的沧桑。孙犁先生以干练的白描,勾勒出马达真实的形象,真挚地表达了他对马达的深情。这比那些不吝大话套话的修辞编织花圈赞美逝者,让人会感到更为亲切而真实。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是孙犁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是他人生历练的杂陈。这个从“荷花淀”中走出来的乡村青年、革命作家,晚年以冷峻清醒的笔锋,完成了对他一生的书写。

孙犁先生说:“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孙犁先生文学创作的经验和主张。它帮助孙犁先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可以让我们面对今天和自己,躬身自问,会不会和孙犁先生一样,有一份清醒的自知和诚实的自省?

  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青年良师的精神能量

谨以此文为孙犁先生逝世十七年祭。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作为长期的副刊编辑与文坛前辈,孙犁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新人的贾平凹、铁凝、莫言都曾为他所慧眼看重,两代作家之间凝聚了深厚的情感。在这些后辈作家的早期作品如《哦,香雪》里,也时时可见孙犁笔调的影子。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段华也是当年被孙犁先生所鼓励的年轻人之一,他曾在其《荷花的光影》一书中,娓娓述说了读孙犁40年、与孙犁交往十几年的所历所见,描画出一个率真的晚年孙犁形象。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初遇孙犁时,段华还只是个16岁的中学生,因读了《白洋淀纪事》而慕名去天津拜访,自此与孙犁成了忘年交。他还记得第一次拜望时的场景,当时孙犁先生72岁,身体还好,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说这是当八路军时练出来的。那一回,孙犁和这位小朋友谈了很多,还讨论了谌容的小说。后来,段华进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读书,离孙犁家不远,更是常常拜访。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孙犁一生热爱和追随鲁迅,同鲁迅一样,也爱护青年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曾写过《小说与青年》等多篇文章,向青年传授艺术真谛。在给段华的信中,孙犁告诉他该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处理工作中的难题。段华也曾数次领着20多岁的文学青年拜访孙犁。即便是中学生,他也认真对待回复。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我刚和孙犁先生相识时,他一个人生活,正是晚年创作的高峰期。他很勤奋,连续创作的芸斋小说、小说杂谈、芸斋琐谈等系列文章都在文坛风靡。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他,和他谈天,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亲眼看到他的创作,感觉很幸运。”回忆起多年交往点滴,段华感慨道,从人生道路到人生观,从工作选择到阅读生活,孙犁先生都对自己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学习榜样和精神支柱”。段华曾在新疆戍边六年,在反复阅读《孙犁全集》中,度过荒原上一个个孤寂的夜晚;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依然会时不时拿出孙犁先生给他的信和题字来阅读,从中获取精神动力。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贾平凹曾评论说:“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有多大。”诚如斯言,时隔多年,荷露清响里,我们依然能识别出那个熟悉的身影。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在晋察冀,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歌可泣,壮丽火热的斗争,成为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这些作品“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中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这五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他曾停笔达二十年之久。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后期则以散文为主。前期的散文大都写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所见、所闻,富有抒情味,后期的散文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所感、所思,富有哲理。

  孙犁前期的散文数量并不多,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有《识字班》、《投宿》、《游击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的一次斗争》、《相片》、《天灯》、《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一别十年同口镇》、《王香菊》等三十余篇。孙犁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不过,孙犁的小说以散文化著称,他早期创作的《白洋淀纪事》中的一些作品,很难以严格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加以区分。《一天的工作》、《邢兰》、《新安游记》等不少篇,确是可以作为散文看待的。因为孙犁的散文和小说,在不同中又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写的是冀中平原上的人和事,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语言朴实、清新,笔端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感情。

  《投宿》写于1941年,叙述作者在一个晚上投宿于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的情况。文章开头描述了院内树木花草的新鲜气象,接着又对老人的热情和笑语作了渲染。然后,写住进了新媳妇房中的所见所思。这个新房的主人——新婚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到前线抗日去了,新媳妇也外出学习去了。在这个“人去物在”的环境中,作者描绘了洞房的布置,描绘了新媳妇的绣花……全篇自始至终没有这一对青年夫妇出场,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那跳动的、火热纯真的心。孙犁没有使用一句激昂慷慨的言辞,但在这些朴实平易的叙述中,透露了边区农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形,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写于1947年的《相片》,描写一个远房嫂子叫他代写给前方丈夫的信的事,作者叙述道,乡下妇女给前线丈夫写信,用的是自制的信封和信纸,而这位远房大嫂却又加上了一张小小的、破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敌伪时期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上的阴影竟是敌人刺刀的投影!作者用大嫂的几句普通的话点明了含意:“叫他看看这个!”,“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日子,永远过下去吧!”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深刻地揭示农民保卫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另一篇散文《天灯》里,作者写农民立天灯庆贺生活变得富裕。作者也用了农民自己的朴实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是靠自己劳动;我们的地收回来了,是靠自己斗争。我们翻身了,应该叫远近的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个天灯?”作者在结尾说:“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这和《相片》的结尾:“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如出一辙。孙犁善于将最为普通的事物,以带感情的朴素语言,叙述为一个个小故事,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让人看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孙犁文集》续编一)

  这毋宁是写他的意趣,他沉静明澈的心境。

  然而感情却在岁月的积淀后更为深沉而浓郁,对事业,对朋友,对自己所爱的人:

  “……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而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尺泽集·亡人逸事》)

  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同样的情愫,同样撼人心魄。

  孙犁特别怀念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连续写了《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伙伴的回忆》等一系列文章,回忆、悼念了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田间、马达、赵树理、丁玲、康濯、万国儒、何其芳、茅盾等,这些怀人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能忘怀: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晚华集·远的怀念》)

  孙犁就这样以他充满真情与道义力量的文字,为一位在文学史上本无赫赫之名的诗人,为自己的朋友远千里,树起了一座碑。

  在晚年,孙犁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序跋、书评、杂感等。其中,《耕堂读书记》记录了作者近年来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古书的心得和思考,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颇多发人深省之处。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孙犁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在读者心中堪称一“绝”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他的爱书,可以说到了成“癖”成“痴”的地步。青年时代,他用饿着肚皮省下来的几块铜板去买自己喜爱的鲁迅的书;战争年代,他的图书毁于战火,解放后,他又把稿费大都用在了买书上。青年时,书籍是引导他前进的一种力量,十年浩劫中,读书对于他,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曾写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他的书,数目多而范围广,尤其偏重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农桑花卉,皆有涉及。

  “文革”中,这些图书或抄或封、离乱失散,有些又失而复得。

  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这,就是《书衣文录》的由来。

  《书衣文录》是题识、杂录、随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日记,是作者在辍笔的二十年间,抒发自己对书本、对人生、对友情与爱种种感慨的仅有文字。在这些绝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作者倾诉心迹,有时仅寥寥数语,也披肝沥胆,真情毕现: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书衣文录·西域之佛教》)

  “余即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书衣文录·清稗类钞》)

  “……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书衣文录·竹人录》)

  “……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书衣文录·翁藏宋拓九成宫》)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

  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书衣文录·湘军记》)

  一部《书衣文录》,记录了一颗高尚、善良而又敏感的心灵,在那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轨迹。它必将在孙犁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孙犁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在创作中,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是真诚的。他说:“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或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是正直的。他说:“……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文字生涯》)

  孙犁是有洁癖的,他从不直接去描写人间的丑恶。他说: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文学和生活的路》)

  孙犁写给我们的散文,是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艺术之花。

  正如他在谈到安徒生的《丑小鸭》时所说:“它写的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秀露集·致铁凝信》)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无愧于这一评价。

  编者

  1994年7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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