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当前位置: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 本身是庄稼人

本身是庄稼人

来源:http://www.tao803.com 作者: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时间:2019-06-01 07:57

  
  ——乡下五年记忆

  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

  村里一个多年流浪在外的人突然回来了,穿着时兴的衣服,额上有一个疤。村人都在私
  下议论,说他是个扒手,跟河南的一个大盗学的艺,有很高的行窃手段,是逃避城市公安部门的搜捕而回来的。大家又是害怕他又对他神秘,与他在一起,身上是不带钱的,即使有钱,也全放在鞋里。对于他到底在西安干些什么,没有人敢直接问他,但他同我们一伙去河堤上抬石垒堰,歇气儿了,他主动给我们讲他在西安吃过羊肉泡馍,吃过奶油面包,吃过腊汁肉和火腿香肠,穿过四双牛皮鞋,而且还有女人……他说到女人时,眼睛一眨一眨的。他嘲笑邻村的一个姓刘的青年也赶时髦戴口罩,但口罩是脏兮兮的;又嘲笑我的七堂兄把手电筒系上带儿黑天白天地斜挂在身上。一个月后,他又要走了,这次他没有去西安,而是要到新疆去,他说新疆是天下最肯包容的地方,地富反坏右、小偷、流氓、贫穷、不幸、可怜、受难的人去了都能接收。他已经同另一个村的一个人说好了去的,问我肯不肯去?我那时还真动了心,但我又难以相信他,更看不起他行窃的行为。我征询过与我友好的伯安,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新疆,那里冷得很,一尿尿就有个冰棍儿撑住了身子。而使我最终没能下成决心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得帮父亲写翻案的申诉书,父亲患了手颤的病,一提笔写申诉书手颤得握不住笔;二是我开始暗恋了一个女子。而邻村的那个人也没有去成,他的出身也不好,修河堤时他在南山崖上凿炮眼炸石头,明明是点燃了八个炮位的导火索,爆炸时却响了七声,他去查看时,那哑炮竟又“轰”地响了;他的尸体看看完整,但却拾不起来,爆炸起的碎石全钻进他的身上,烂得像个蜂窝。
  在80年代中,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为“单相思”。诗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间。这首诗是为了追忆我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的感觉。爱着那个女子的时候,我没有勇气给她说破。十多年后写这首诗,我的读者并不知道它的指向。而巧的是,我的一位老乡来西安做事时,来到我家,提到他买过那本诗集,竟然在买书时那女子也在场,他们站在路边读完了全部诗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问他:“×××读过之后说什么啦?”他说:“她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我觉得很悲哀。这位老乡见我遗憾的样子,企图要安慰我:“她哪儿懂诗?倒是她抱着的那只猫说了一个字‘妙’!”他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我也随之笑了。我一时的感觉里,她是理解了我的诗。也一定明白了这是为她而写的,但她已经早为人妻了,她的灵魂只能指使了猫来评说!
  我最早对她留意,应该追溯于在魁星楼上睡午觉。魁星楼在我们村的大场边,楼南边就是一直延伸到河堤的水稻田。两人多高的楼台上,四面来风,又没蚊子,凡是没结婚的人整个夏天的晚上和午休都睡在那里,村人叫“光棍儿”楼。这一个中午,吃过了午饭,我们去丹江玩儿了一会儿水,就爬上楼“呼呼”地睡着了。但一个鸟总在楼台边叫,我睁眼看看,就看见了她一边打着绒线衣一边从官路上走过去,绒线团却掉在地上,她弯下腰去捡,长长的腿蹬直着,臀部呈现出的是一个大的水蜜桃形。几乎她也是听到了鸟叫,弯下的身子将头仰起来,眼睛有点泊,脖子细长长地勾勒出个柔和的线条。我的心“咯噔”地响了一下。我是确实听见了我心的响声,但我立即俯下头去,害怕让她看见了我正在看她。从此,我就在乎起她了,常常就见到,见到就愉快。她与我不是一个姓氏,按村里辈分排起来,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她是该叫我叔的。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是浑身不觉的楞小子,还嘲笑过她的皮肤黑,腮上有一颗麻点,可现在却发现她黑得耐看,有了那一颗麻点更耐看。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人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涧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马上也去上工,并会以极自然的方式凑在一块儿劳动,那一天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说不完的话,而且话能说得风趣幽默;若是人群里没有了她,我出工是出工了却嗒然若丧,与谁也不说话,只觉得身子乏,打哈欠。生产队办公室与她家近,每天晚上去办公室记工分,原来是要弟弟去的,但我总是争先恐后,谋的是能经过她家院门口。她家的门总是半开半闭,望进去,院内黑黝黝的,仅堂屋里有光,我很快就走过去,走过去了又故意寻个原因返回来,再走过去,希望她能从院门里出来。有一次她是出来了,但院门外左侧的厕所里咳嗽了一声,她的嫂子的脑袋冒出了厕所土墙,姑嫂俩就隔了土墙说话。我贼一样地逃走了,千声万声恨那嫂嫂。心里有了鬼,我是不敢进她家去的,怕她家的人,也怕她家的狗。等我回到家里,我憎恨自己的怯弱,发誓明日上工见到她了,一定要给她说破我的心思;可第二天见了面,话说得多,却只是兜圈儿,眼看着兜圈要兜到圈中了,一拐又说起不咸不淡的话。于是,那时我老希望真有童话里的所谓“隐身帽”,那样我就可以戴上去她家,坐在她的小屋炕沿上,摸摸她照脸的镜子,摸摸她枕过的枕头。甚至幻想我们已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了约会的暗号,我掷一颗小石子在她家院里,她就立即出来,我们到那水磨坊后的杨树林子里去……有一次,我和村里一个很蛮横的人在一起挖地,他说:“我恨不是旧社会哩!”我说:“为啥?”他说:“要是旧社会,我须抢了×××不可,做不成老婆,我也要强奸她!”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想着她,但我恨死了这个人,我若能打过他,我会打得他趴在地上,扳了他的一嘴牙,让他的嘴变成屁眼儿的。
  我已经感觉到她也喜欢我了,她的眼睫毛很长,对我笑的时候就眯了眼,黑黝黝的像一对毛毛虫。而且越来越大方,什么话我把她噎急了,就小孩子一样地叫喊“不么,不么”,拿了双拳头在我身上捶。那一个晚上,生产队加班翻地,歇气儿时在地头上燃了一堆篝火,大家都围上去听三娃说古今。她原本和几个妇女去别处方便了,回来见这边热闹,说:“我也要听!”偏就挨着我和另一个人的中间往里插,像插楔子般地插坐进来了。我双手抱了膝盖,一动不动,半个身子却去感觉她。半个身子的血管全都活跃起来,跳得“咚咚”响。三
  娃说了一通古今,有人就让说“四硬”、“四软”、“四香”、“四臭”,还有“四难听”。这四溜句形象生动,但带点颜色。比如“四软”:新媳妇的舌头猪尿泡,火晶柿子女娃子腰。她就不好意思听下去,起身走了。她一走,三娃透漏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她的父母为她在找婆家哩,而且已经从山外,即关中平原的某县来了一个青年相亲了。我神情自然落寞,回家后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在荷花塘挖排水沟,看见一个黑红脸的小伙子也在塘边蹲着,观水里的游鱼,有人说那就是她家来的山外人。我走过去,问:“你是从山外来的?”他说:“嗯。你们这儿水真多。”我说:“听说了,女子嫁到山外,得尿三年黑水哩!”他说:“我们那儿能吃蒸馍!”我说:“蒸馍吃得你那么黑、那么瘦!?”他站起来要走,我不让他走,在排水沟里抓了一条黄鳝向他扔去,吓得他“哇哇”大叫。我就骂道:“你滚回山外去吧!”那么一个小男人,有什么地方比我好呢?他真的是来要把她娶走吗?晚上,我又去记工分,她也在办公室,站在门口给我使眼色,她是从来没有这么个眼色的,我是那么驯服,竟乖乖地跟了她走。我们一直走到黑乎乎的戏楼前,那里有个辘轳,她立在辘轳的那边,我立在辘轳的这边。我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临了,真想弯过身去拉拉她的手,但没出息的我浑身发抖,牙齿也“咯咯咯”地磕打。她说:“平叔,你冷啦?”我说:“不,不冷。”她扑哧地笑了,突然说:“我家来了个山外人,你知道不?”一提山外人,我怒气不言传了,闷了半会儿,说:“是那个黑赖薯?”黑赖薯是红薯的一种,颜色发黑,常被用来作践人的。她没有恼,说:“老鸦还笑猪黑呀,你觉得我去不去?”我那时竟蠢,毫无经验,一瞬间里被她证实了相亲的事令我冲动。如果不愿意,那人能在你家住这么多天吗?既然你是同意着要去了,你来给我说什么,是成心羞辱我吗?我硬硬地说:“那是你的事,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她久久地立在那里,没有说话,还蹬了一下辘轳,后来转身走了。我们在无人处单独的说话就这么短,又是这么不欢而散。第一次的初恋,使我恋得头脑简单,像掮着竹竿进城门,只会横着,不会竖着。那晚分手后,我倒生气得不愿再见她,发誓不去想她。可是,不去想她,偏又想她,岂能不想她呢?我躺在牛头岭上的地里看云,猛地醒悟她能把这件事说给我,并且听了我的话生气而走,正是说明她心里还有着我呀!她或许面临两难,拿不定主意;或许是以此事来试探我的爱的程度?我翻身坐起,决定着寻个机会再见她一面,我要勇敢地捅破这层纸呀!苍蝇不停地在头上爬,赶飞了,但它立即又来,我觉得苍蝇是勇敢的,我得向苍蝇学习。但是一连十多天,却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以为她是跟了那山外人走了,后来才知道她被抽调到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早出晚归。文艺宣传队在西街的一座古庙里排演,我去了数次,每到庙后,听见庙里人声喧哗,就又怯于进去。那一个早晨,我是起床很早的,借口去荷花塘里给猪捞浮萍草,就坐在塘边的路上等她去庙里。她是出现了,但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人,我只好钻入荷塘,伏在那里,头上顶着一片枯荷叶,看着她从前边的路上走过。她的脚面黑黑的,穿着一双胶底浅鞋,走一条直线,轻盈而俊俏。不久,听三娃说,关中的那个黑小子回去了,原本十有八九的婚事不知怎么就又不行了。我听了甚为高兴,三娃那日是在猪圈里起粪的,我很卖力地帮了他一上午。
  一个黄昏,是那种大而红的太阳落在山垭上,而红光又匆匆地灼蚀了我家厦子房土墙的黄昏。家里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趴在卧屋炕沿上看《水浒传》。先是听得见细风把落叶和柴草吹得在院子里沙沙地响,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只是月夜里石秀提了刀在青石街上奔跑。倏忽,院门里响了一下,有人问:“人在没?”故意踏动着沉重的脚步就走进来,一直到了堂屋门口。书上的光线暗了一下。我仄了头从卧屋小门往外一看,竟然是她!立即欢喜起来,欢喜得手脚无措,给她取凳子,又要取壶倒水,过门槛时竟把脚趾头踢了一下。她说:“哟,我这么重要呀!”我说:“你第一回来嘛……”她说:“看什么书?贼把你偷了都不知道!”她是手里拿着一块米饭的锅巴,嘴里还嚼着。我从炕上取了书给她看,她趴身子过来,她的头发毛哄哄地拂着了我的脸,我没有动。她把手中的锅巴喂给我,我小小咬了一口。我这时完全是在梦里,心跳得厉害,满脸通红,差一点在咬锅巴时咬向了她的嘴。但我又是不敢,额头上鼻尖上都是汗。接着,一种离奇的事发生了。我似乎感觉我的灵魂从身子里脱离出来,悬在了半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的身子开始忙乱地翻箱倒柜要给她找些可吃的东西,但堂屋没有;又搭了凳子去卸从木梁上吊下的竹篓里拿柿饼柿皮。柿饼柿皮也没有了,我骂了一句馋嘴的弟弟,站住发了一下呆,小跑去厨房的筛子里抓了一把红薯片儿给了她。她不接,母亲就从院外抱了一大捆干包谷秸从门里挤进来了。她大声说:“婆,你让我叔趴在那里看书,要把眼睛看坏呢!”
  我们的恋情,发展到此即是最高潮了。这是一开始就注定不能成功的恋爱,以后在苗沟水库工地上,恋情还在继续,但直至我离开农村来到西安读书。两个人的关系都没有说破。大学暑假探亲时仅仅在路上见过一面,她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而且厮跟着她的侄女。我们只说过几句话,从此几十年没有遇见过。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包括爱情。有人告诉我,他们报社曾调查过100名未结婚的女孩子,竟有87人坦然地承认她们有过性的体验,且不是同一个男朋友。但也说:“没有刻骨铭心的快乐和痛苦,记不住什么细节了。”我羡慕着
  她们,也幸运着我的经历。欢乐和烦恼是生命的基本内容。作为人,就是要享受欢乐也要享受烦恼,而苦难构成了我们这50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拯救苦难惟一的是爱情,不管它的结局如何。在漫长的有生之途,我们是一头老牛了,反刍的总是甜蜜。前几年流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歌曲《小芳》,虽然我在厌恶着歌曲是唱那个抛弃了真情过后又有一丝淡淡的忏悔的男人,可每当听人唱起,却也想起了那个我本不是她的叔,她却口口声声叫我叔的女子。古人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成。古人说这话的时候其意是要批评的,但人的本性里确有一种珍贵得不到的东西的秉分。初恋常常是失败的,而事过境迁,把人性中的弱点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这就是初恋对于人到中年者的意义。每个人都要恋爱,每一本书里都写着爱情的故事,所以,我的这一段初恋并不足夸,我也不愿意将在乡下的5年写成苦难加爱情的内容。炫耀失败的恋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的话题。我或许有虚名,但我并未成功,我之所以记录着这件事,因为这段生活无法回避它。如今,或许我已经要老起来了,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喜欢讲述往事。孩子说:“爸爸真可怜!是谁制造了这种罪恶的深渊?是‘文化大革命’吗?是毛泽东吗?”我严厉地批评了孩子,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走出的每一步,是有着具体的国际大背景的,有着具体的天地大自然的环境的,有着具体的共产党内部矛盾状况的。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农民出身,如果设身处地的为他领导的政府着想,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所谓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那是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语,未达到质变的常规期,芸芸众生哪里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文化大革命”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又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在积极响应着。亲自经历了的我,如果现在一味地倾诉苦难,一味地怨天尤人,那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性。只有冷静地反思,检讨那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我们自身的缺点,以防我们的国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才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孩子的东西。在苦难中,精神并不一定是苦难,这犹如肮脏的泥潭里生出的莲却清洁艳丽。当然,那时人的理想是非常简单和渺小的,“吃过了吗?”这句话是人与人见面最关切的问候和祝福。给一碗稀饭可以使我们感激涕零,一个烧饼足可以使一个人的灵魂变异。记得当时批林批孔,村里人议论最多的就是不能理解林彪: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难道还没有他的好吃的吗?好喝的吗?他竟要谋害毛主席?!人活到了温饱状态,就心思多了,心思多了又不能实现,痛苦随之产生。现代社会的人的痛苦不是一件两件,是周身的,充满了细胞的,说也说不清的痛苦。我说这样的话,更年轻的人是不大相信的,这是我的经历,是我经历后的体会。我不希望别人能有我这种体验。我只是在记下我个人的经历时,把倾诉苦难变成歌颂苦难和歌颂苦难中的爱情。
  1970年,我暗恋的人上水库工地了。
  70年代大兴着水利基本建设,丹凤县一举上马了三个大的水库工程。回过头来看,那种人海战术的做法和1958年大炼钢铁一样,但,凡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人又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环境也正是那时完成了改善。以至于邓小平时代开始,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得到大的发展,却与那基本生产环境的改造不无重大关系。棣花公社修建的是苗沟水库,离我们村10里路。第一批进入工地的全部是基干民兵,并且都以连队的组建形式分片施工。后来工地全线铺开,需要大量的劳力,公社给各生产大队分配了名额指标,各生产大队又把名额指标下达到了每个生产小队,三四千人的施工大军就呼呼啦啦拥上工地了。我没能去,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也抗拒着完成上边分配的名额,我只能窝在村里。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每日同老弱病残们在田地里劳动。我的生活无聊苦闷,常常一整天里不说一句话。邻村有个矮子,他比我还矮,人叫“勾子粗”,是说他吃稻皮子炒面时一次拉出的屎粗得像镢把。往常我是极看不上他的,碰见了,总问:“痔疮好了没?”他会瞪着眼睛恨我。可再没有了说话的人,我俩倒成朋友了。我真不明白我俩怎么就能成了朋友,一块去南山沟给猪寻草打糠,一块拿了镢头去条子沟浅山里挖树根疙瘩。他能吃苦,也肯帮我,在山上坡陡的地方,他总是先用镢头前边挖脚窝,自己踩着过去了,然后才让我过。帽山上有一户人家,屋后洼地里种着菜。我们去那里割草时免不了偷吃萝卜。一次被人家发现,放出狗来咬我们,他大声叫喊着要我跑,但我跑不快,眼看着要被狗撵上了,已经跑远了的他扬着镰刀又折回来,狗就扑倒了他,将腿咬伤。在白茅岭上砍柴,他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我也带了碗口大一个饼子,饼子就揣在怀里,柴砍好了,我蹲在那里大便,一起身,怀里的饼子掉下来,竟滚动着直往粪便处去,眼看着就要碰着粪便了,饼子停下来。我捡起了饼子,吃不下去,他把他的饼子让我吃,而把我的饼子吃了,说:“我不嫌的,又没撞着屎!”他待我样样都好,但他是个没趣味的人,劳动毕了,他就坐在那里搓身上的泥垢,搓一个黑卷儿丢去,又搓一个黑卷儿丢去。我说:“人是女娲用土捏的,你会把自己搓小的!”他不知道女娲是谁。我说:“你连女娲造人的故事都不知道,你没上过中学?!”他羞愧地笑笑。我于是又说笑话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可我觉得他应该笑的时候他不笑,不该笑的时候他却笑了,使我顿失了再说笑话的兴趣。
  “勾子粗”是我的劳动伙伴,不是说话的对应人,我就谋算着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从工地回来取粮时,他讲了许许多多工地上热闹的事。比如宿舍的油毛毡棚是如何搭在沟底的;下雨天山坡上滚下石头,怎样把棚顶砸出一个洞来;几十人的大灶又怎样让不会做饭的人做饭;晚上的大探照灯照在坝基上一队一队比赛着打夯;而5天一次的文艺晚会一直从晚上演到夜里两点……我没有问那个她在没在水库,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说给他,让他将一份喜悦扩大成两份喜悦。可他是长嘴男,我忍住了
  ,没有对他说。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各生产队都没按要求上足劳力,所以若去工地,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另外,工地指挥部的人到棣花民工连来希望推荐一名能写字的人去做宣传员,大伙儿没有字写得好的,有人提到了我……我不做声了,第二天找到了队长,提出去水库工地,队长不允许。又过了两天,天下起大雨,不能出工,又没处去串门,抱着头睡了一会儿,闷得要命,我就装了一口袋包谷糁,对父母说我要去水库呀!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出了门,一个人戴一顶破得没了帽沿的草帽走了。我好犟,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后果:工地上肯不肯接纳?队长会不会惩罚?父母又作如何想呢?我赶到了工地,民工午休起来快要开下午工了,但我还没有吃饭。堂弟领我去见了棣花民工连的负责人,又领我去灶上问还有没有剩饭?正好剩着一盆子糊汤面,我蹴在那里吃了三碗。民工连负责人问:“饱了没?”我说:“饱了。”他说我估摸你也该饱了!下午你就得掮石头呀,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我点着头,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工地上的规定是,每人每天必须从河滩或采石场掮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方可以记一个10分工,然后在灶上吃饭——在灶上吃饭,国家给每人每月补贴15斤白面。我掮了一下午石头,累得黑水汗流,但我掮的不足一方,收工的号角一响,我坐在河滩里,浑身散架一般。贾塬村的高启对我说:“我考你个问题,世上啥最沉?”高启是个政治人才,在村时就和我的那个本族的哥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我说:“过秤的锤,棉花里的水,你的心,我的腿。”高启哈哈大笑,却说:“你的腿?就那麻杆子腿?”我说:“我这腿实在沉重得抬不起来啦!”晚上,我和堂弟搭铺睡在油毛毡工棚里。一夜风声雨声,声声烦心,我想这样下去我怕是不行的,我并不是冲着掮石头来的,我为的是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第二天,堂弟就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福印,然后就要我到指挥部门前那儿溜达着。我依计行事,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两圈,就伸了脖子看别人下棋。我爱下棋,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眼瞧着红方架了炮,准备跳马逼宫,黑方竟还只攻一个小卒,我就蹲下去替他走了一步,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掌。扭过头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四方脸,红卫服,我说:“走得不对?”那人说:“你是不是叫贾平娃?”我的大名叫贾李平,是纪念在金盆村李家大院出生的。但乡下呼孩子爱挂一个字而加个娃的口语,我就一直被人叫小名叫到了十八九岁。我说:“嗯。”那人又说:“你写过大字?”我说:“在学校写过大字报,也写标语横幅。”那人拿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我又瘦又小,形象委琐。这时候,我的心还牵挂着汉楚河上,红方果然逼宫,黑方护士,黑方是不应该护士的,得紧急出将。我嘟囔了一句:“臭棋!”看见了不远处堂弟在给我使眼神,才猛地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指挥部的,立即又说道:“我搭梯子在商镇街道的墙上写过斗大的标语哩!”那人说:“是不是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我叫张福印。”
  这天夜里,是应该写上一笔的。我已经感觉到我会到指挥部去的,这将是我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以普通民工的身份睡在这里了!天黑又开始下雨,雨点在油毛毡棚上杂乱地响着。一盏灯吊在棚中的柱子上,无数的飞虫在纠缠。40多人睡在一起,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拉二胡,难听得像推碾子;更多的人躺下了,叽叽喳喳说话;有人就时不时张嘴出气,发着长声,似乎这一声会把骨骨节节里的疲乏能嘘出来似的,听着的人也感觉到了舒坦;有人让同铺的人帮捶打脊背,说往上往上,往左往左,然后是对对对的很舒服的哼哼,有人就说你是在日×吗?哼哼得把人的××都逗硬起来了!有人在放了很臭的屁;有人说着什么有人应了言,最后争论不休,突然翻脸,相互日娘捣老子地对骂起来。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她,也没问堂弟她住在哪儿?从我们的工棚门口,可以看到水沟对面半坡处的另一个工棚,有男人和女人在棚前的灶口烧火,红堂堂的光里,他们在打情骂俏。我睡不着,拿起紧挨着我们铺位的一个姓雷的人枕头边的一本书翻起来。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没封面,也没了封底,揉搓得四角都起了毛,但里边的文章吸引了我,竟一气看了十几页。几年后我上了大学,一天,见同宿舍的同学拿了一本书,名叫《白洋淀纪事》。翻读了几页,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十几页,突然觉得被窝那边凉飕飕的,似乎还有什么在动,用脚一挑被子,天呀,一条蛇就盘在那里!我吓得跳了起来。全工棚的人都跑过来,他们要砸死那条蛇,尤其拉二胡的那个,叫嚷着剥了皮可以做二胡音箱。我没让砸,而是要堂弟用棍子挑了甩到工棚外的水沟里去了。我是怕蛇的,但我不害蛇,因为我属龙,龙蛇是一类,何况母亲告诉我,她怀上我的时候,梦见一条大蛇缠住了她的腰。而在一年前我去牛头岭上翻红薯蔓子,拔下了一些猪爱吃的草,就拢成一小捆放在地头,放工后我是将草捆儿像围巾一样搭在脖子上回的家。将草捆从脖子上取下来扔给了猪,草捆里竟爬出一条小彩花蛇。这第二次与蛇遭遇,使我那个夜里不敢睡,后来把铺移到棚中的柱子下边。
  第二天,我到了指挥部,福印和安付在那里油印一份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还有两个人坐在椅子上抽烟。福印介绍说那两个人是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后来我才知道,总指挥是公社书记兼任的,不常呆在工地——我对两位副总指挥笑了笑。我不喜欢那个黑脸的,他很严肃,烟吸得狠,口鼻又不出烟雾;那个矮胖子说了一句:“瞧他那手,细长细长的,天生吃文艺饭的!”福印就让我提了一罐红油漆,拿了一支大排笔,指令着去工地上下的崖壁和大石头上书写标语。我当然明白这是在考试我啦!整整的一天,我写下了无数的标语:“农业
  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我自信我的字是写得好的,因为指挥部房子的墙上有福印和安付他们写的标语,字的间架结构明显不如我,但我为了使每一个字都饱满有力,就用绳子把我吊在半崖上去写,红油漆就淋了我一鞋一裤子。福印陪着那个矮胖子领导,后来知道叫李治文,来工地看我写字,他们也惊奇我字写得这么好。我倒张狂了,说:“作文比字好!”他们就笑了,说:“今天起你就是指挥部的人啦!”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8分工,近乎我在村里劳动一天的三倍工分,而且还可以拿到每月两元钱的补贴费,这是民工连的人享受不到的。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深水潭里去游泳,脱得精精光光,大呼小叫。我发誓要保住这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长久地留用我。我游泳的深水潭在工地的下河滩,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这里,但偏偏我暗恋着的人出现了。我是正从水里钻出脑袋,就看见了她从远处走过来。我“啊”了一声,立即潜下水去,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当她已经走过了水潭,我穿上了衣服在后边叫:“喂!喂——!”她怔了一下,一下子跑过来,说:“听说你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你到指挥部去啦?”我说:“下午才算正式去的。”她是比在村里时又有些黑了,但脸庞更加有轮廓,还新洗了头,头发蓬松光亮。她本是要去河下游那户人家里借东西的,突然决定不去了,领我返回,去了她们的宿舍。原来她和一帮年轻的女子住在离我们工棚较远的一户山民家。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她说:“小叔。”她们说:“小叔?你这小叔如果再能高一头,就是个好叔啦!”“嗯,嘴大,嘴大吃四方,只是嘴唇厚了些。”“身体还好嘛!”她们嘻嘻哈哈作践我,然后就往外走,还说:“走呀走呀,咱们出去吧!”竟还拉闭了门。但她还是把门拉开,又开了窗子,坐下说:“她们胡扯!”我拿了眼睛开始大胆地看她了,她的目光先是迎着,后来眼里满含了笑意,终于不好意思,做个鬼脸,俯身往大的木板床上爬,要去取放在窗台上的核桃。她爬动如兔子,两只脚乍起,而一只鞋就掉下去,赤着弓弓的脚背和染着红颜色趾甲的脚趾头。那时候女孩子用指甲花捣碎了染指甲,但一般染手指甲,染脚趾甲的我仅见到她。我又“嗡”地一下要迷糊了,耳根下觉得麻痒,用牙咬舌头,伸手过去要捏一下那脚,但手伸出了并没有落下,一只狗悄无声息地坐在门口,它叫了一声:“汪!”把我吓得坐在那里老实了。

  读了不到两年的初中,学校便放了长假。我被划为了1967的初中毕业生,那时我才14岁,瘦瘦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高高翘起的毛发。我总打不过人,常常人揪了那撮毛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属于知识青年。但是,当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而知青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却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我读过许多知青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而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从运麦糖开始,我被队长派了运粪、套牛等农活,每天挣三个工分。那时一个劳动日是十分,十分工分折合人民币是两角,这就是说,我一天从早到晚的劳动可以赚得六分钱。由于个小,力气又不大,我总是被骂,他们骂人都非常难听,还算运气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队长是分配了我和妇女一块劳动的。
  我是棣花公社棣花大队东街村的社员了,我已经能闭着眼睛说出我们村的土地在前河滩是多少亩水田,西河滩是多少新修地;东是多少亩旱田,西又有多少亩梯田。我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每一株庄稼苗……

  我迷信,我认为婚姻永远是一种缘分,甚至你一生认识谁,坐公共汽车、看电影和谁靠了座位,那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人其实认识和交往的也就是那么六七个人,婚姻或许就在所认识的人中完成了,或许莫名其妙地远在千里之外。我也相信,人是气味相投的,而婚姻关系的产生,更是有特殊的气味。磁铁对于钉子有吸引力,对于木块却毫无感觉。我那时毫无道理地爱上那个叫我叔的人,便认作了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的女孩儿,以至于不久后我的同学郭长来也来到了水库工地,我和他坐在工地的山坡上,我说出了我心中的秘密,长来“噢”地一声不言语了。他的反应令我不快,追问他对她的看法,他说这不可能:一、虽然是干亲性质,但毕竟有辈分;二、住得太近;三、你们话没有说破,即使说破,她也同意,两个家庭肯定都有阻力,家族的隔阂由来已久,更何况你家现在的情况;四、她长得并不漂亮。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他认为她不漂亮的话我几乎生了气。我怎么咋看她都漂亮呢?我那时还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以至数月后去县城大姨家偷拿走了表哥的一本《红楼梦》,只匆匆翻看了后半部,而且将所有诗词空过去。但我总觉得我与她前世是有什么孽债要还的,多少个傍晚坐在山根的河边,眼瞧着石头和石头边的山桃树,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石头上而把她的名字刻在山桃树上。上了大学后,我第一次完整地读《红楼梦》,读到了木石之缘,我之所以吓得魂飞魄散,就是我想起了我所经历过的这段恋情。
  在演出队里,有一个能人,他叫任仕,不但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好笛,还会谱曲,演出的节目都是他导演的。起先因为与他熟了,可以去演出队找他,便趁机能见到她。但与他熟起来了,我们就成了知己。所以,后来每当演出,我就坐到了台后,任仕分配我的任务是隐身于幕侧给演员传递台词。化了妆的她美艳无比,没她的节目,她就坐到我的旁边,嘴里嗑着南瓜子——房东家种有许多南瓜,瓜子晒在窗台上,我总是偷偷要拿许多送她,这是我惟一能送她的东西——她咧开棱角分明的嘴,用一排白牙磕瓜子,“扑”地一下吐瓜子皮的样子让我觉得美妙极了!但她却不需要我传递台词,我惊奇她白天也要劳动,在工地上跑,那些台词是什么时候背诵下来的?到了10月,天气就凉了,穿上夹袄也冻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县上来了通知,要一个月之后举办文艺调演,各公社必须要出一台自编自演的节目。棣花公社当然也得进行选拔,任务下达到了各生产大队,也下达到了水库工地,任仕和福印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重任。任仕让我创作剧本,他谱曲配乐,我俩几乎在一个星期里创作了全部节目,虽然内容都是与水库工地有关的独唱、合唱、快板书、舞蹈、相声。排演了10天,先在工地演出,大受欢迎,连演了三场。去公社选拔演出,又获得第一名,可以上县里去调演了。这台节目,使我的声名大震,也赢得了演出队女演员们的青睐,我已经能自自然然地去排练室和她们说话了。
  演出队里最活跃的还有一个姓田的女子,她与我爱着的那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安静,一个好说好动;一个穿着朴素,一个打扮艳丽。我对她是敬而远之的。每每见她穿了一件新的衣裳,或头上别了一只好看的发卡,就想我暗恋的人如果也能有,那该多好。乡里的孩子叫自己父亲为“大”或“大大”,惟独她说起她的父亲是“我爸”如何如何。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区长,县上的高干。我是听不惯她说她爸的,工地上的人几乎都认为她是长得最好看的人,但我不认为,我们也就客客气气地相处着。调演结束后,我一连十多天没有见到我暗恋的人;再去演出队,也没了往日的活跃。姓田的说:“没有一个人了,你就蔫成这样?”我说:“什么人?”她偏不说,拿手指戳自己的脸来羞我。我说:“你这么糟践我,我真的要蔫啦!”坐在那里像一堆抽了骨头的肉。她说:“我再给你说一件事,你就跳起来啦!”我说:“你说吧。”她说:“据可靠消息,她和一位现役军人订婚啦!这位现役军人你可能也认识,叫×××。怎么样,你黏黏乎乎哩,煮熟的鸭子扑棱棱飞啦!”我真的站了起来,但我没有歇斯底里,我笑笑地看着她,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问了一句:“你听谁说的?”又坐下来,说:“是吗,我煮什么鸭子了,扑棱棱飞啦?她是把我叫叔的……”我在工棚里的草铺上睡了一天,睡得眼泡发肿,照顾我的是长来。我的初恋就在这种暗恋中结束了,我恨我没有及时说破对她的暗恋,也没了勇气再去找她,因为我没有与那位现役军人可以抗衡的条件。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长得又英俊,而干扰和破坏军婚在那时是要坐牢和杀头的,何况我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
  此后,她真的再也没有来工地,我依旧本本分分地编印我的工地战报,那日记本却快要写满了。我开始搬出了工棚,和新来的炊事员合铺睡指挥部的办公室。炊事员说,我常在梦中说胡话,说:“她漂亮。她肯定漂亮!”又是一天,弟弟再次来叫我回家。回家了,正是午后,母亲将一身旧衣服洗浆之后,又在捶布石上捶得平平展展,要我穿上去茶坊村我的一个亲戚家去。我问去干什么?她说亲戚给我物色了一个女的,约好今日相面的。我不去,我心里正难受着呢,我觉得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啦。母亲骂着,须去不可。去就去吧,但我坚决不穿那浆洗过的衣服,就是随身的一条短裤,一双破布鞋,一件背心,背心背后又破了,是母亲拆了一个口罩补上去的。我说:“我就这样,她愿意了就愿意,不愿意了拉倒!”事后我才知道,在家的父母为我的婚姻可着了大急。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如不抓紧,有可能就打一辈子的光棍儿。他们托了所有的亲戚四处物色,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家庭,人无论怎样都不在乎的。我步行了5里路赶到亲戚家,她立即让我洗了脸,还替我梳了梳头,说:“一个夏天,你倒晒黑成茄子啦!”就去叫那女子。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坐了半天不见人来,倒困起来趴在炕沿打盹啦。这时门被推开,亲戚引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我估摸那女子从外边进来,一时是看不清我的,但我却看了她一眼,心里像泼了水一般凉。她中等个儿,穿一件蓝地碎白花褂子,脖子下的纽扣扣得很严实,一条蓝粗布裤,也洗浆得有棱有角,脚上是一双自纳的黑条绒面儿的偏带儿鞋,是新的,似乎有些小,鞋口紧紧勒着脚面的肉。她的辫子粗长,像蛇爬在背上,一个眼睛有毛病,好像不对称。她像猫儿似的在一张桌子的那边条凳上坐下,头就垂下去,额上流着汗。亲戚借故去自留地,走时还把门拉闭,屋子里越发黑暗了。我们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没有说话,但两个人都不自在,我在炕沿上已经换了几个坐势了。我终于把一把扇子扔给了她,我说:“你家不远?”她说:“不远。”我说:“你叫个啥?”她说:“我名字不好听……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说:“多大啦?”她说:“17,虚岁18啦,我生日小。”两个人又没了话,憋了许久,我浑身热起来,又不知再说些什么。我说:“你热不热,嫌热了你把脖颈下的扣子解开。”她脸一下子通红,抬起头瞪了我一眼。她的一只眼确实有问题,是小时候跌伤过还是生过什么疤?我没敢问。我说:“我是农民,怕一辈子都会在农村的。”我说这话时是低头说的,要等待她的回答。但她没有说,我抬了头看她,发现她正在看我。她立即又低下头,低声缓气地说:“谁不是农民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了。我又问:“你属啥的,几月几日生的?”她这回立即说:“你还信这个呀,算大相合不合吗?”她这么一说,我倒不知怎么办了,慌乱中应道:“这倒不是……我是个日巴刷!”日巴刷是一句土话、脏话,意思是没人像、胡来哩。我说完就后悔了:我怎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却又想,说了就说了,反正这件事是不会成的,也无所谓啦!这时候亲戚在门外咳嗽了几声,随后推门进来,我们两个都站起来。亲戚说:“没喝水呀?”她没有给我们倒水,家里似乎也没看见保温壶。我们说:“不渴的。”那女子就走出了门,亲戚也厮跟了出去,两个人在门外“喳喳喳”地说话。过一会儿,亲戚进来,笑吟吟地说:“人家女子同意了,你呢?”我没有想到那女子竟这么快就同意了,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看清了我!我说:“这我拿不了事,要给家里人说哩。”亲戚说:“你倒不如那女子有主意!那好吧,3天后棣花集,我去你家,你们好好商量着。这女子好哩,会针线,知道节俭,是过日子人呢。”
  我回到家,把情况给父母说了,我说我不同意,她是个斜眼。母亲就骂我:“咱弹嫌别人啥呀,只要不是瞎子,斜点有啥。错过这场婚姻了,你打光棍儿去?”但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一句话也没有说,闷在那里吸烟了。父亲的不作声,实际上是支持了我,因他的问题,使得儿子找不下个称心的媳妇,他心里有苦说不出。母亲见父亲不作声,就又嫌父亲不帮她,说:“我管不了你儿子,你就随他的意去当光棍儿呀?”父亲却埋怨起了我那亲戚:“她怎么提说一个五官不周正的人呢?”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硬逼我了,我赶紧擦黑儿往工地上赶去。在半路上,我遇见了引生,我感到晦气,怎么今天就碰上引生呢?难道他没有那玩意儿,我是有着也和他一样没个媳妇吗?与引生相对而过时,我朝天吐了口唾沫,引生就和我凶起来,我借机向他发泄,拳擂脚踢,但我不是引生的对手,他摔倒了我,又从地堰上搬下一大块土坷垃向我砸来;我就地一滚,滚到路下的河滩,只有骂:“你绝死鬼引生!”我最侮辱他的是把我的裤带解开,摇着那东西给他看,然后在暮色苍茫之中,将一根木棒端在腿根部恨恨地往水库工地走去。
  又一批招工的指标到了公社,又有许多人离开了水库工地,从此要吃国家饭了。他们差不多在极短的几天时间里完了婚,欢天喜地地给大家发喜糖。而完了婚姑娘就尾随身后,屁股一拧一拧地轮得圆。我真不明白,一端了国家的饭碗,婚事就这么容易,这些姑娘好像都在那里存放着,谁一招工招干,就给谁批发一个?!福印说,在山上割草砍柴你该有经验吧,再高再野的山上,你看不到苍蝇,可你刚一拉屎,苍蝇就出现了。喜糖吃是吃过了,但吃了喜糖却议论纷纷,说这批被招工的都是各大队干部的儿女或亲戚。有人就在工地上大骂,结果有干部回了声,两厢便翻了脸,最后打起来。当然是干部受伤,打干部者以破坏水利建设的罪名进行了批斗。对于这次事件,我无动于衷,我只关心我那一张小小的报纸,记我写在日记本上的故事。医疗室那个医生不断地散布着新近的趣事:西山塬民工连的某某饭量大,灶上的份饭不够吃,每顿另外吃一碗稻皮子炒面。可吃了难拉下,到医疗室要泻药吃;没泻药,用体温表来抠,体温表竟一半断在肛门里。库区内的几户山民,地里种的红薯、萝卜丢得多,连挂在屋檐下的辣子串烟叶串也被偷走了,气得三个婆娘用稻草扎了个人形,眼睛里全扎着酸枣的刺。而离工地4里地的那条沟里,那患羊癫风的男人的婆娘,据说已经有许多人光顾过了,傻男人每每路过工地,人们就逗他,问夜里看见了什么?他说怪哩,睡觉的时候炕底下放着的是一双他的草鞋,一双婆娘的布鞋;半夜里起来尿尿,迷迷糊糊却见炕底下鞋多了,是一双黄胶鞋;天亮起来,炕底下又是一双草鞋,一双布鞋。
  各大队又来了一批新的民工,展开了新一轮的大会战。小小的山沟里拥进了近四千多人,整日里红旗招展,夯声阵阵,演出队配合大会战又办晚会了。没有了她,节目得重新调整。我照旧去幕布侧传递台词。心想,这些演员真笨,除了姓田的,再也没有一个能胜过她了。她这会儿在家做什么呢?福印却过来,悄声说:“想啥哩?”我说:“没想啥。”他说:“我听说了,你去茶坊村相过亲?”我把这事给长来说过,长来一定是又说给他了,我支吾,想把话题岔开。福印却说:“我倒给你物色一个,我怕人家不同意,事先并没给你说,我先试探了人家,她只是笑,好像有门道儿。”我说:“谁个?”福印努了努嘴,竟指的是正演出的田×。我说:“你别戏弄我,人家能看上我?”话只说到这里,这个节目就快结束了,福印忙着让下一个节目准备。对于田×,我真的没有注意过,经福印这么一提,倒细细看起来。她头圆脸圆,胸部丰满,肤色嫩白,抬脚动手不是农家子弟的味。但她的脚不好,肥嘟嘟的有些笨,又怕冷,整个冬天穿一双棉鞋,演出时也不敢换单鞋。我看着她的时候,她从台前下来坐在那里对着镜子补妆,于镜子里瞧见我看她,向我说:“抠眼睛!”我忙避了眼。她却说:“看啥哪,我又不是×××!”我怕她再说出什么来,赶快离开台子,也不去传递台词了,悄然回到指挥部办公室。办公室里,会计和关印坐着喝酒,问我怎么不在台上,我说头痛。他们就一边喝一边说起演出,竟也说到田×:“干部的娃和农民的娃就是不一样。”我说:“怎么个不一样?”他们说:“洋气嘛!”田×是洋气,她能和我是一个辙里的车吗?
  福印没有再向我提田×的事,我也没向他问起,我似乎没有了激情,是一堆湿漉漉的柴,点着了不起焰只冒烟。第三天晚上,我正在陈家沟民工连的工棚里看别人吵架,福印把我拉走了,说:“两天了没见你求我提亲的事,你是不热火人家?”我说:“差距太大的事我就不想。”福印却说:“多少人都要想死了,你倒不想?今夜是我约你们在河湾见面,10点钟你独个去吧。10点钟!”回到了办公室,我心里扑腾扑腾跳起来,真的要和她谈恋爱呀?我没手表,办公室里有一台马蹄钟,我看了看,是9点,还得一个小时。炊事员烧了一锅辣子杆水,让几个领导烫脚。大家的脚差不多都冻伤了,可只有两个盆子,先领导泡,然后才是我们。我刚泡了一会儿,马蹄钟响起来,已经是10点了,忙把脚取出来,来不及穿袜子,穿上棉鞋就往河湾去。河湾里有月亮,有屋大的石头和一棵从石堰上斜长过来的柿树,但没有人影。我站立了一会儿,刚要转身离开,大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是田×。她说:“你不守时,福印说你要在这儿见我,我来你却不在!”我走过去,说:“我不是要见你,他说让我到这儿来……”她说:“你不承担责任,那好,算我在这儿约你!”格格格笑起来。我忙把她制止了,并让她声音往低些。她说:“你到底有经验!”我脸火辣辣的,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立即又想起了我暗恋的那个人。河水哗哗地响,寒气一阵阵袭过来,河对岸的坡上有一声什么鸟叫。她说:“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吧,福印让你来说什么呀?”我说:“……福印说你愿意?”我说这话时声音发颤,她说你冷?我说冷倒不冷,这儿说话是不是不安全?她说:“鬼到这儿来哩!福印是给我说了,我以为他开玩笑的……这事还得给我妈我爸说哩。”她一说“我爸”,我立即安静下来,明白站在面前的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我们是有距离的。这么一想,倒不颤抖了,真的感到了身上冷。我说:“那你和你父母商量好。”她说:“这事我不给我爸说,我妈听我的,我怕我爸,以后再给我爸说……我爸不会同意的。”我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问我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你愿意吗?”她说:“你呢?”我说:“我是农民,我父亲还有历史问题,我恐怕一辈子窝儿在农村了,这你想好。”她说了一句:“我只要你有本事!”事情到这一步约会的目的是达到了,我轻轻跺脚。她说:“这儿就是冷!”我说:“我没穿袜子呢。”她低头看了看,说:“那咱就回去吧,别冻坏了脚……这事你不要给任何人说,男人家就爱给人显摆,说了事情就槽了!”我说:“我知道。”她就先走了,走到了水田边的路上,咳嗽了三声,我听出是她给我的暗号,才从树后走出回指挥部办公室。炊事员问我哪儿去了,袜子都不穿?我说拉肚子。福印使眼色,我们走出了门,他悄声问:“怎么样?”我汇报了情况,最后说:“冷得很,人都要冻僵了!”
  真正地谈恋爱,这算是第一回。第一回的恋爱是从黑夜里开始的,又冻坏了我的脚,也冻坏了她的脚。数年后,当我们解除了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就觉得那一晚选择的地方不好。今天早晨,我到《美文》编辑部召开编前会,编辑们又在会前互相戏谑了。一个编辑说昨晚上给副主编老王打电话,问老王在家干什么?老王说:“停电了,黑灯瞎火的能干啥?”编辑说:“那正好扒灰吗!”老王说:“扒灰也扒的是黑灰!”大家哈哈地笑,我也笑了。猛地想到遥远的那一夜,心里说:我的第一次恋爱是“冷爱”。有了那一次的“冷爱”,每次在工地上碰着田×,我总是羞答答地手脚无措,而她则应付得滴水不漏,因此除了福印,竟谁也没有看出。不久,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同意了,但仍是没给她爸说。我开始和福印形影不离了,没人时谈的都是田×,他对她评价是非常高的,逼着我写情书给她。但是,田×却因母亲有了病,离开了工地。在没有了她的日子里,我觉得工地空旷了许多,才知道自己已经对她有了感情了。福印是十天八天就要回家一次的,我就同他一块去他家。福印自然要走5里路,翻过一座山梁,去她家把她也叫来,我们就坐在福印家的土炕上说话、嬉笑和吃热土豆。她送给过我笔记本、钢笔,可我没什么送她。在土炕上我们脱了鞋,坐在那里用被子盖了腿,我是在被窝里用脚蹬住过她的脚,却没有吻过她,也没有摸过她的手。
  我在福印家住过的那两天里,父母让弟弟到工地再次找过我。父亲的冤假错案有了平反的迹象,学校派人来通知父亲返校,弟弟是来报告这喜讯的。事后,我把父亲可能平反的事告诉了田×,田×欢喜得一蹦老高,说:“看来我会给你家带来福气的!”几十天后,父亲正式得到平反,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我们家有了翻身解放的喜悦,家中的客人骤然又多起来,一来人就嚷道祝贺,要吃喜烟,要喝喜酒,父亲就又大摆酒席。母亲是不高兴了,怨父亲不该再对某某好,受难的时候他几时来过家,路上见了如同不认得似的;向他借一元钱,不但不借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父亲说:“有理不打上门客,世事就是这样嘛!”父亲正经地和我谈话,问我和田×的事发展如何?我说还是那样,她不敢对她爸说。父亲说,现在你让她给她爸说吧,你已经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啦!田×的回话是给她爸去了一封信,并邀请我和福印去一趟她家。我和福印去了她家,在她家院门外,我却紧张了,想打退堂鼓,福印一把推我进院,她已经在堂屋的窗内看见,大声喊:“妈,来客了!”她妈肥胖胖地站在堂屋门口,从院门到堂屋是几米远,我觉得我走了半天,手没处放,脚下也拌蒜似的。她们家收拾得特别整洁,许多家具是农村很少能见到的。床上铺了太平洋大单子,每个枕头上都罩着枕巾或细纱头巾;生一盆特别旺的木炭火,有热水壶,用巨大的搪瓷缸泡茶;小房的四壁和屋顶糊着报纸。贴着系列年画。而庭堂里耀眼的是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柜上放有小摆钟,她的母亲也戴着一块手表。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干部家庭的身份、地位和富有。但他爸仍是没在家,任何亲戚也没来,偶尔邻居有人过来,说:“来客了?”她母亲说:“她们工地演出队的同志。”
  当我们重新去了水库工地,不出一个星期,几乎一阵风似的大家都知道了我和田×在谈恋爱了。我矢口否认着,别人却说:“田×都承认了,你还保密啥?是舍不得给我们吃糖吗?”我跑去见到了她,问她怎么就给外边张扬了,她说:“知道就知道吧,咱又不是做贼哩!”我只好将发给我的两元钱买了水果糖,在棣花民工连的工棚里散给大家。
  父亲领回了补发的工资,他除了拿出一部分买酒肉招待来客和给二伯父家周济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全部购买粮食。自行车买回后,依照当时的风俗,用一种塑料带子把所有的车梁车杆都包扎了,以防磨损。这车子成了我家最贵重的物件,有事没事都去擦洗。买粮的那天,是棣花逢集,父亲领了全家去。我记得在中街一户熟人家的院子里,放一个筐篮,把集上买来的一袋一袋麦子往里边倒。母亲一直是蹴在筐篮边上,她似乎不相信这些粮食是我家的,对我说:“你大大把剩下的钱全买了粮食,我说留些给你们买布做衣裳,可他全要买粮食!”我说:“先吃饱再说!”说完,抓了一把麦子丢在嘴里嚼。回到家,弟弟拿了新买的麦子去水磨坊磨了,全家人直等到面粉担回来,做了一次捞面吃。这一天我没有去水库工地,全家欢欢喜喜地坐了半宿,因为弟弟妹妹捞面吃得过多,胃反倒都吃坏了,难以消化,不停地放屁。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你闻闻,娃们放屁都有臭味了!”
  在我们村里,有一户地主,据说解放前人缘不好,但发了暴财。在西安城里也有铺面,还有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孩子。解放后他死了,他留在了村里的是大老婆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儿子。历次的政治运动,他的老婆就受批斗,那已老得没了牙齿的老太太见人就说她有罪,说社会主义好,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来就屙血尿血死去了。她一死,替丈夫还罪恶债的任务就交给了她儿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儿子就被揪出来。儿子年龄小,自身没乱说乱动,但总得陪斗。而村里一发生盗窃事件、破坏通讯和水利设施事件,或者有了什么反动标语,首先就提审他。他长得丑,沉默寡言,没有朋友,像幽灵似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去过他家,住在原先他家老宅的一间厦屋里,黑洞洞的,什么家具也没有,晾在门窗下的单子被子上留下肮脏不堪的痕迹。我父亲的冤案平反后,我在泉边碰着他担水,见没旁人,他低声说:“你大大平反啦?”我说:“嗯。”他笑了一下,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笑,笑里是恭贺和羡慕,然后担着水就走了。望着他远去,我心里一阵冷,他是不可能平反的,地主成分这座大山会压着他家一代一代的。但或许压到他这一辈就结束了,因为他不可能娶妻生子。可怜他今生不知道女人的滋味!不知道了也好,免得生子又害子啊!5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在西安城里的西大街突然碰见了他,他苍老得我已经认不出了。好像是谁在叫我,我转了一下头没发现熟人,就又收拾我的自行车;又听见谁在叫我,就看见他站在前边,拉着一个架子车。就在他似乎要走了,我认了出来,赶忙叫住他。他说:“我叫了你两声,见你不理,我只想你不会理我了……”我忙问他怎么在这里,第一个念头是不是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也不讲地富和贫下中农的高低贵贱了;他是来到了城里的婶娘家了吗?他说:“我给一家饭店打工,拉煤的。”我问了问他的情况,他依然没有成家,婶娘家他去过,也是一辈子受改造,现在退了许多房子,但人家并不认他。我说:“你出来这么些年,没回老家吗?”他说:“去年回了一趟,我家也没有啥,但还被贼偷了,偷了被子和锅,我回去了一天就又回来啦。”我留下我在城里的住址和电话,让他有空儿来坐坐,他却再没来过,也没打过电话。我浩叹了,这位地主的儿子一生就这么度过了!如果我父亲的问题一直不得平反,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又会怎么样呢?
  父亲重操旧业,做他的教师,政治上虽不背那沉重的包袱了,但教师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并且受过那样的摧残再如何地笑,笑容也不会灿烂。我呢,与田×的恋爱还是悬而未解,虽然母亲已经开始积攒粮食、棉花,织起了土布,因为要订婚,起码给女方240元钱、三套衣服、五个土布的。我反对过母亲做这种积攒,我在院子的梅李树下拍腔子说:“我要找的女的,应该是一分钱不要的!”我说这话时,天上轰隆隆响了一个雷,使我吓了一跳,莫非我说大话了?!母亲也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对天祈祷,骂我没有尿泡尿照照自己长个什么样?说张狂话天怒人怨的。母亲是温良恭俭让的,父亲平反后,又买了一批粮食,她就害怕引起村人的嫉妒,见谁都客客气气,感谢着人家曾经给予的关照;谁家有红白喜事,立即去行“门户”;她甚至端了升子,给左邻右舍分别送过面粉;而家里来客喝酒,就院门关了,尽量不让划拳声传出去;垃圾里不得有鸡蛋皮。她说:“田家虽然是干部,可不给人家财礼,人家那么大个姑娘就白白给你养啦?”但我拿定主意,要给田×谈一次的,财礼我是绝不给的,这并不是我不爱她,也不是吝啬,而是不能让父母为财礼受艰难困苦。可是,田×依然没有再到水库工地,得到的消息却是她被提拔成了公社妇联干事。那时候是讲究提拔一批年轻人进入机关的,她属于以工代干,虽然还是农业户口,却每月可以拿十多元的补贴工资了。她的提拔,使我有些丧气,甚至觉得我们的恋爱是不会成功了。因为她正式参加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妻子是国家干部,丈夫是农民的家庭还没有听说过。我就没去再找她,静观她的表现,任其自然发展。当我再次回家,听母亲说,田×来过一次家,她是公社的干部了,来村里检查工作,就顺道到了家来。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对田×的印象颇好,说人长得一朵花儿似的,又会说话,句句都叫着姨,也不羞口,一句一个平娃长平娃短的。我说:“她没有叫你妈?”母亲说:“人家再大方也不能没过门就叫我妈的!我给她20元钱,她死也不接,我说这是规矩,你是嫌少吗?她还是不接,她倒把头巾送给了你妹妹,你没见她那天穿得多洋气哟,她穿的是黑呢子短大衣哩!”我说:“这还行。”去厨房里找剩饭吃。母亲撵我到厨房,说:“你今日回来了,去公社找找她,领回来了我给你们包豆腐饺子吃!”我不去,说:“她还没给她爸说哩,你别高兴得早,八字还没一撇哩!”我返回了工地,继续编印工地战报,但最热闹最有色彩的水库生活似乎过去了,没了两员台柱子的演出队缺少了演出的条件,我也不愿为他们写什么节目,一有空就在另一个日记本上写我的故事。只是在工地收工后,我和电机房的小巩在指挥部门口的石板上下象棋,我又上了棋瘾。这一日,已经吃过晚饭,我坐在工棚给大家念我新写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南沟的傅先生盖的新房塌了。傅先生是棣花方圆惟一的阴阳先生,虽然不敢公开行事,但谁家盖房修墓,嫁娶埋人没有不黑夜里把他请来掐算方位日子的。他的老宅在南沟的一个洼地里,却偏偏在梁峁上盖了一座新屋,河这边的棣花街上,人一抬头就能看见,都说傅先生能把新房盖在那儿一定是那儿有好穴。但是,新房却塌了!大家议论开来,多少还有点幸灾乐祸。有人就断言,这一定是他的同行给他使了法。因为傅先生有个师兄弟,会鬼八卦的,夜里走路能使法让鬼抬轿,也可以使法让鱼突然掉到谁家院里,让谁家蒸馍蒸出了一笼石头,最后死时是浑身起了蒜头大的水泡。自个说,他一生整过别人,也得罪了一些对手,有高手使了五雷轰法,他破不了,他该死了。这么一说,大家都恐惧起来,我偏详细询问,要把这些事记录在日记本上。但福印狼一样地在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喊我,我去了,办公室里坐了我的弟弟。弟弟又是要叫我回去的,说家里有重要事。我当时想,会不会与田×的事发生了什么变化,要么,父母不会天这么黑了让弟弟跑来!我们就点着了一根火绳,一路摇甩着跑回家,父亲告诉我的却是从此改变我命运的一宗大事。父亲说:“我一直认为你不应该就这样下去的,你会从山里出去的,现在真的有机会了,大学开始招生了!”父亲很激动,双手又嗦嗦地抖起来,他端了酒盅喝酒,酒洒了一身。我说:“这是真的?”父亲说:“文件已经到县上了,我的一个学生在教育局,他给我打的电话,我赶紧就回来啦!”我说:“上大学,我能上大学吗?”父亲说:“这是天赐的良机!你想想,以前当兵招工,我的问题没解决,公社里又没咱认识的人。这次招生,偏偏我刚落实了政策,教育局也有我的学生,公社的文书也是新调来的。他是和你舅家一个村的人,我感觉这事该到成功的时候啦!”我说:“我的意思……我是初中生,能读大学吗?”父亲倒骂了我一句:“没志气!”他的想法是,只要有机会上大学,课程赶得上赶不上那就看自己的奋斗了,天底下哪儿有轻轻松松的事呢?他告诉我了招生的范围包括初中67届学生,招生并不严格考试,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学校最后只是象征性考试罢了。父亲说:“你应该第一个报名,这消息不几日就会传下来,你得抓紧。好像你不热火?”我说:“热火!”父亲给我倒了一盅酒让我喝,我喝得口辣心烧。第二天,我去大队支书家。支书不在,说是去水库工地了。赶回工地一打问,支书却偏偏又回家啦。我就又往棣花去,我背了一背篓干柴准备作为见面礼,这是福印给我出的主意。以前的参军招工,都是有后门的,或是要送礼的,我一时没钱买酒和点心,福印提议把我存放的柴背去,但我存放的柴不多,他又将他存放的柴给了我一些,送我上路。一路上,我舍不得这些柴,心想事情真能成了还罢了;若事情不能成,这柴就白送了,为砍这些柴,我是不小心用砍刀砍伤过小腿的哩。我黑水汗流地把柴背到支书家的村口倒紧张了,我是从未给人送过礼的,背一背篓柴怎么进人家的门?见了支书又怎么开口说话?想了几套说话的方案,到了他家院门外,门关着,敲了一下没有响动,倒高兴啦!他家没人,是可以躲过求人的难堪啦!我把柴背篓背回家去,父亲没在,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倒催我再去。她没有骂我,而是好言好语劝着鼓劲,我只好抖抖精神,把柴背篓又背去了。天已经黑了,他家的院门这回开着,我低了头往里走,门小,柴捆大,一时又不得进去,堂屋里支书的老婆听见响动喊:“谁?谁?!”我一紧张连人带柴倒在那里,赶忙爬起来解了襻儿绳,把柴往台阶上抱。我说:“支书在家吧?”他老婆说:“在哩。你这是怎么啦,给我家背柴火?”我说:“我从水库上捎了一点柴,这有啥的,年轻人砍点柴值个啥哩!”我进了堂屋门,支书在炕上躺着吃旱烟,坐起来了,把烟锅嘴擦了擦让我吃。我是不吃烟的,我说:“支书,我有个事要给你说的。”支书说:“是指挥部捎什么通知?”我说:“我自己的事,得求你哩。”支书就自己吃起烟,说:“啥事?”我说:“我在工地上找你,说你回来了……我想考大学哩。”说完我就看着他的脸。我看见他愣了一下,他分明是还不知道有这事。他说:“考大学?大学不是停了几年了吗?哪儿的事?”我说了我父亲说过的情况,说:“可能文件很快就到大队的,我先来给你报告的,我父亲是从教育局得到的消息……”我强调我父亲消息的来源,我的意思是要他知道我父亲已经平反了,是人民教师了。我已不再是“可教子女”了!但支书说:“考大学?好嘛!只要你能考上你考吗!这又不是参军呢、招工呢!”他是应允了,我立即如释重负,说:“那我这就算报名啦!”我没想到这么快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好的那一套一套要说服他的方案一个都没用上,我感动得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好支书,应该当一辈子的支书!从他家里出来,我琢磨着我们的全部对话。支书是以为这次上大学要考试的,像往昔考大学一样,而且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所以,他一口就应允了。如果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核上大学,他是不会这么干脆的。事后,果然是这样,等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后,报名的已十多个,竞争得十分厉害。是公社的文书坚持把我列入了报名者的前三名,才没有在第一轮、第二轮中淘汰。而第二年后,村干部都知道了上大学比参军、招工更好,从此就没了一般人的份儿啦。报完了名,我又返回到工地,而父亲却反复不停地走动着。他找到县教育局,找到公社的文书,尽量给人家说好话,还把我编印的工地战报拿给人家看。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整夜睡不着觉的,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惟恐有差错。不久,田×来了一次工地,因为她的铺盖一直还在原来的民工连里。她取铺盖时来找了我,说大学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到了公社,公社的文书、主任都与她爸熟,她也报了名,而且是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的。我说我也是报了名的,应该是第一个报名的,不知大队文书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没有?她说,听文书说了,名单里有我,我父亲也找过了文书,而且她也求文书能推荐我,我被列为第二名,争取两个人一块去上大学!随后,我回到家,十多天没去工地,专门关注着公社的动静。父亲也从学校回来,那文书就来我家喝酒。文书是能喝酒的,而且豪爽,他说田×给他讲了她与我的关系,他表示这次一定先让我们走:“是人才怎么能不给人才发展的机会呢?总不能把笨蛋送去上大学吧!我看过平娃编的战报,编得好呀;那田×的字写得也好嘛,不像是女娃娃写的嘛!古时候都有伯乐哩,人才在咱公社里,竟然这么多年军也参不上,工也招不上,以前的公社领导营私舞弊嘛,他妈的个王八蛋!”我赶忙敬酒,全家大小都敬酒,他就喝醉了,直到天黑,披着那件红卫服外衣摇摇晃晃地回了公社大院。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我第一回体会到的。我有些自命不凡了,原来参军不成招工招干不成,连代理教师也不成,都是要我等待着大学招生了!我夜里去了三娃家,三娃也为我高兴,他翻出一本书,寻到李白的一首诗念给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以文件要求,每个候选人必须有一份群众推荐书的。我找到支书,希望他召开个群众会,给我出一份推荐书。支书却说主要劳力都去水库工地了,而且这么些年我主要在水库工地,应该是水库指挥部出推荐书为好。我只好又到工地,工地上已传出我要考大学,一些人就嫉妒了,说真正的贫下中农子弟没有去,而刚刚平反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竟上大学;他又是和田×恋爱的,好事怎么让一个人全得了?我担心写推荐书时有麻烦,但召开的会议上说我好话的人竟那么多,评语写得好得不得了。甚至建议团支部在短时间内吸收我加入共青团。我将推荐书交给公社,在公社的大院里竟意外地碰到了田×和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那种十分刚毅的人,脸面严肃,不苟言笑。看见他,我立即有了压迫感。田×把我介绍给他,他并没有多说话,只看了我几眼就去支书的屋里喝酒。我跟着去屋里。没人同我说话,也没人让我喝酒,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周身不自在,说:“我给你们再买一瓶酒去!”退出来,身上却没有一分钱,站到商店门口企图碰个熟人借钱。田×跑来了,说:“我知道你没钱!”她买了一瓶酒,让我拿去。他们似乎觉得这很平常,就把瓶子打开,五魁六顺地划起了拳。田×在门外向我招手,我走出来,她悄声说:“我爸同意啦!”我问:“怎么个同意法?”她说:“我爸说,要谈就谈成,却不得半途又不成了!”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但后来我们却真的就半途不成了,这当然是后话。当时听她说她爸同意了,我看着她的手,想去握一下,没敢,院子里没有人,但一只鸡站在台阶上朝我们看,我觉得鸡也有灵性,它监视哩。田×兴奋地说:“咱俩都上了大学,以后就再不回来,世世代代都是城里人!” 3天后,我们正式订婚,仪式是福印以媒人的身份领了她来到我家,我的母亲给了她几块布料,她不接。福印劝她:“不接就是表示不愿意。”她接了,开始叫我的父母亲为“爸”为“妈”,叫得亲热;并当日去商店买了一双鞋送给福印,算做谢媒。又几日,将那些布料做成衣服送给了我的妹妹。她做得非常周到又体面,村里人没有不夸奖的。但我从来没叫过她的父母,我口笨,见面只“扑哧”一笑。她开始频繁地出入我家,在院子里格格格的笑声使左邻右舍都听得见。她甚至要我领她去村里转转,说是散散步,我不。我去自留地灌溉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厮跟去,我不和她一块走,偏让她前边先去,我磨蹭着在后边拉开距离。村人在说:“婚姻就是那样的,一个丑的搭一个俊的,一个哭的搭一个笑的,将来他们是女的要当家!”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并没有成家。一年之后,因多种原因闹开了矛盾提出分手,而双方家长却已经亲密无间,坚决不同意解除婚约。这样拖过了3年,我为此跌过跤,差一点终身残废;她发生了失职行为,险些被开除公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断绝了关系。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生活,不由得不想起她。据我的妻子后来说,她怀孕时挺着肚子去县医院检查,常常在医院里就碰着了也挺着肚子来检查的田×,两个人友好地谈着要做母亲的喜悦。她还是那么直爽大方,高声大笑;也问到我的近况,甚至说她还梦到了我,在梦里与我吵架。但我在之后再没有见到她,只是默默地祝她幸福。我是个好男人,却不一定是个好丈夫,或许,她没有和我成家还是她的另一种福分哩。那一个春节是快乐的春节,也是焦急的春节,公社的通知迟迟不见下来,虽然文书不断捎来话,说是十拿九稳了,母亲就为我买了一双尼龙加底的袜子、一件绒褥,并缝制了进城的铺盖。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分配给棣花公社的招生名额因故取消了一个,只有一名了!这就是说,我和田×只能走一个,而她是排在第一名的。支书找着了我,也找着了田×,他作了种种分析,虽然他与田家更熟。但我与田×订了婚,应是一家人了;以我的学习比她好,推荐书也写得比她好,就只有我走啦。她哭了一场,最后说:“那就你走吧,我要走了,你肯定不放心,还没有妻子上大学丈夫是农民的,但却有丈夫是国家干部妻子当农民的。当初我说我图你有本事,你真的要上大学了,我高兴我有眼力!” 我终于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而几乎在我离开棣花不久,田×也正式招工。那一天清晨,从县城开来的班车停在了棣花的站牌下,我的一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几个伯父伯母及堂兄堂弟,还有田×的家人,在站牌下已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我的铺盖和一个小箱子搬上了车,叮咛这样,叮咛那样,我坐车走了。车开出了巩家河沟口,就进入商镇地面了,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难道是我老了吗?但我不承认我老了,即使已46岁的人了,我心态依然未老;而产生这种想法,是我走过来了,走过来的人,给还没有走的人说什么道理他们也是听不懂和听不进的。那年是1993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废都》。我领着我的女儿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我闻到了土地的清香味。我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我竟不自主地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她说:“爸,你怎么吃土?”我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女儿回家后对我妻子说:“我爸真脏,他能吃土?!”孩子是城市的孩子,她喜欢上公园去登假山,去游泳池戏水,去动物园看狼看虎;她只知道衣服是从商店来的,馍馍是从厨房来的,她是不知道土有多香的。当乡下的亲戚和村里的人来城市看病和办事,好不容易来到我家,我用特号的大碗给他们盛饭,不放烟灰缸而让烟蒂就扔在地板上,女儿总是埋怨他们的不文明;而我那些依然还在乡下的初中同学拿着红茶、包谷糁来到我家,说:“我到你这里来,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啦。”女儿总是笑,说我年轻,比我的同学至少年轻10岁。这时,我真想把孩子送回到乡下去三五年甚或十年。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是不愿意去的,即使是真要送孩子走时我也会不愿意了。社会已到了这步田地,竞争十分激烈,你不让孩子加班加点学习,别人的孩子都在加班加点,你的孩子就会被淘汰,没了工作,没了饭吃。但孩子却越来越变得自私、孤僻、任性、娇气,缺乏生活的自立和坚忍。整个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一切都做作起来,人人忙碌,浮躁不堪。孩子们整日地唱着那些尽是愁呀忧呀的流行歌曲,我就说:“孩子,你们那种愁忧并不是真正的愁忧。在没有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里,你们是鱼缸中的鱼,你吐了我吃,我吐了你吃。愁忧将这么没完没了地伴随着你、腐蚀着你,使你慢慢加厚了一个小市民的甲壳。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吗?或者到类似乡下的地方去?”

  我知道我是爱上她了,我也明白我与她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辈分异同,宗族有仇,而我家又沦落成人下之人,但我无法摆脱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圪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上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是有她了,陡然地精神亢奋……

  在贫困的环境里,我学会了自私,因为一分钱,一根柴火,一把粮食,对于生命是多么重要!
  然而,我又恨土地,我不甘心就这样受穷一辈子,只要有机会,一定要从这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上面几次来招工,由于没人说情更没礼送,我一次次被刷下来;
  征兵时,开始是公社武装部没熟人送不上礼,而第二年,却因为父亲突然被清理下放回家,连名都没报上!
  难道就这样窝一辈子?
  我曾看着劁猪匠干活想学会阉猪,也曾想过当代理教师——机会终归来了,我正兴奋地等着消息时,等来的却是被别人顶替了的结果!
  父亲一直认为是他的问题影响了我,看到他“是我误了娃呀”的愧疚样,我心如刀剐!
  终于有一天傍黑,我偷偷地上了水库大坝工地!我上大坝一则是想换个地方让心情轻松一下,重要的是我一直暗恋着的那个“她”也在工地上!80年代中,我写过一首小诗,名为《单相思》,诗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间。”
  这首诗是为了追忆我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的感觉。
  在初上水库工地的一天半里,我没有见到她,也没问堂弟她是住在哪儿。我睡不着,顺手拿了一本民工的书——几年后读大学时我才知道这本没封面也没封底的书叫《白洋淀纪事》——我读了十几页,突然觉得被窝那边凉飕飕,似乎还有什么在动,用脚一挑被子,天呀,是一条蛇!
  第二天,我就到了指挥部,开始了写标语和办战报的工作。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八分工,近乎我在村里劳动一天的三倍工分,而且还可以拿到每月两元钱的补贴!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深水潭里去游泳,脱得精精光光,大呼小叫,发誓要保住这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我,长久地留用我。我游泳的深水潭在工地的下河滩,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这里,但偏偏我暗恋着的人出现了。我正从水里钻出脑袋,就看见了她从远处走过来,我啊了一声,立即潜下水去,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当她已经走过了水潭,我穿上了衣服在后面叫:“喂!喂——”她怔了一下,一下子跑过来,说:“听说你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你到指挥部去了?!”我说:“下午才算正式去的。”她改变了出来的目的,领我返回了她们的宿舍。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
  我最早对她留意,应该追溯于在魁星楼上睡午觉。这一个中午,吃过了午饭,我们去丹江玩了一会水,就爬上被村人称为光棍楼的魁星楼,没多久便呼呼睡着了,但一个鸟儿老在楼台边叫,我睁眼看看,就看见她一边打着绒线衣一边从官路上走过去,那绒线团却掉在地上,她弯下腰去捡,长长的腿登直着,臀部呈现成一颗大的蜜水桃。似乎她也听到了鸟叫,弯下的身子将头仰起来,我的心里“铮”地响了一下。我确实听到了我的心的响声,但我立即伏下头去,害怕让她看见了我正在看她。从此我就在乎起她来,对她脸上的那颗麻子也觉耐看,常常就想见她,见了她就愉快(虽然她不姓贾,但却往我喊叔)!从此我开始了愉快而苦恼的对她的暗恋。每天上工的铃响了,我站在门前的土堰上往小河里看,村里出工的人正从河边的列石上走过,我就看人群中有没有她?若有她了,突然地精神亢奋,马上也去上工,并会以极自然的方式凑在一块儿劳动,那一天就会有使不完的劲。若是人群里没有了她,我出工是出工了却灰不沓沓,与谁也不说话,只觉得身子乏,打哈欠。生产队办公室与她家近,每天晚上去办公室记工分,原本弟弟要去的,但我总是争先恐后,谋的是能经过她家院门口。她家的门总是半开半闭,望进去,院内黑幽幽的,仅堂屋里有光,我很快就走过去,走过去了又故意寻个原因返回去,再走过来,希望她能从院门里出来。有一次她是出来了,但院门左侧的厕所里咳嗽了一声,她的嫂子的脑袋冒出了厕所土墙,姑嫂俩就隔了土墙说话,我贼一样逃走了,千声万声恨那嫂嫂。等我回到家里,我悔恨自己怯弱,发誓明日上工见到她了,一定要给她说破我的心思,可第二天见了面,话说得多,却只是兜圈儿,眼看着兜圈儿要兜到圈中了,一拐又说起不盐不淡的话。……有一次,和村里一个很蛮横的人在一起挖地,他说:“我恨不是旧社会哩!”我说:“为啥?”他说:“要是旧社会,我须抢了×××不可,做不成老婆,我也要强奸她!”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想着她,但我恨死了这个人,我若能打过他,我会打得他爬在地上,扳了他的一嘴牙,让嘴变成屁眼的。
  一个晚上,生产队加班翻地,歇伙时在地头燃了一堆篝火,大家围上去听三娃说古今,她原来和几个妇女去别处方便了,回来见这边热闹,说:“我也要听!”偏就挨着我和另一个人中间往里插,像插楔子插坐进来了。我双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半个身子却去感受她,半个身子的血管全都活跃起来,跳得别儿别儿响。后来听说山外来了个后生找她提亲,果然就是了,她来问过我,我硬硬地说那是你的事!而心里却恨起那个山外人来。
  我到水库工地不久,她便与一个军人订了婚,我恨呀!气呀!恨我是农民,气我没参上军,更恨我一直没与她说破我的心思。
  后来母亲为我托人说过几门亲事,没成,倒是指挥部的福印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就是田×。
  第一次按福印的安排去见田×,心里也不踏实,虽然我早就见过她,而且远不止一次两次。我照福印说的地方走去,只见那儿有屋大的石头和一棵从石堰上斜长过来的柿树,但没有人影。我立了一会,才要转身走开,大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是田×。她说:“你不守时,福印说你要在这儿见我,我来你却不在!”我走过去,说:“我不是要见你,他说让我到这儿来……”她说:“你不承担责任,那好,算我在这儿约你!”……她说:“咱就敲开窗子说明话吧,福印让你来说什么呀?”我说:“……福印说你愿意?”我说这话时声音发颤,她说你冷?说了好多话,我有些自卑,末了我还是说:“你愿意吗?”她说:“你呢?”我说:“我是农民,我父亲还有历史问题,我恐怕一辈子窝在农村了,这你想好。”她说了一句:“只要你有本事!”
  真正的谈恋爱,这算是第一回。第一回的恋爱是从黑夜开始的,又冻坏了我的脚,也冻坏了她的脚。数年后,当我们解除了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就觉得那一晚选择的地方不好,我现在想想,我的第一次恋爱是冷爱。虽然我和田 先是自由的、地下的,但不久双方父母都 认可了,我们还订了婚,田 喊我爸妈做爸、妈,一年后,仍然分了 手。
  二十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是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
  1993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长篇《废都》,我领着我的女儿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我闻到了土地的清香味。我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我竟不由自主地弯腰挖起一撮泥上塞在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她说:“爸,你怎么吃土?”我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女儿回家后对妻子说:“我爸真脏,他能吃土?!”我不禁又想到了那碗面条,那面上两个黄灿灿的荷包蛋。
  那天,为招不了工又参不了军而一直沉闷的我,突然听到了当民兵连长的堂兄带来的好消息:小学校一个女教师去生孩子,要一个代理教师。堂兄说他推荐了我,欢喜得母亲给他煮了一碗面,还加了两只煎鸡蛋!而结果,当我彻夜不眠,翘首以盼,并对教书如何讲课如何用凳子垫了踩上去在黑板上写字想象过无数遍后,堂兄却骂咧咧地来说:平娃字好,学习好,我推荐了他当代理教师,大队也有一个干部推荐了别人,可那娃学习不好,举手时一直定不下来,就在堂兄转身出去尿完尿泡回来,大队的几个人已表决了那个干部推荐的娃!
  这是怎么回事呀!
  偏偏又碰上了一个同学,他穿戴整齐,我说:“相亲啊?”他说:“地质队招工我招上了,这是报到去!”一个鼻涕虫,才读过半年的初中啊,我心里恨恨地,刚好看见一对交配的狗在不远处,我恶狠狠地就拣了土块扬过去,并粗暴地骂了一句粗话……
  后来我上了水库大坝工地,在指挥部办了战报,当时出于充实版面目的而写的诗,客观上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
  现在,我已不是那个土著知青、地地道道的农民贾李平了,也没人叫我平娃,我从农民变成了作家,成了城市人,而我却成了一堆数字: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单位邮政编码710069,地址莲湖巷2号,电话(029)7274959。家居西北大学6—3—407,邮政编码710003,电话是(029)8302328,在住宿楼我是407,住院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30221121。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份的数字。

  1998年10月1日夜写毕
  2006年5月为插图版改毕

本文由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发布于澳门新葡亰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本身是庄稼人

关键词:

上一篇:您精通是哪2个人,波茨坦议会

下一篇:没有了